【摘要】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使延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党报副刊为中心的文学刊物体系。作为延安文学的存在方式，党报副刊因其唯一性和权威性被不断强化而成为文艺刊物存在的主要形式，进而上升为延安文学的独特标准，并成为解放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前奏。

　　【关键词】抗战时期 文艺政策 文艺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6.3 【文献标识码】A

　　1936年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陆续从国统区的大城市奔赴延安，其中不乏丁玲、周扬、艾青、何其芳等著名知识分子。到20世纪40年代初，原本十分冷清的古城延安“英雄云集”，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怀安诗社”等文学团体相继成立，包括《解放日报》副刊在内的各种文艺期刊、报纸副刊也纷纷兴起，以报刊作为文学的物质载体，是“外来”文化人进入延安的副产品，这就使得延安的文艺刊物与延安文学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复杂，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党报副刊为中心的、富有延安特色的文学刊物体系。

　　小型报、墙报的蔓生以及文艺期刊的昙花一现

　　小型报是各分区、县甚至乡村、连队等各级单位的机关报，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副刊或一定篇幅的副刊性文字来登载文艺稿件。这些副刊性的文字主要出自于机关和部队的政治、文艺工作者之手，内容包括通讯、小调、故事或其他大众读物。有些小型报还常常结合群众工作传授生产知识，如《关中报》就用大量篇幅来提倡山地种麦，提倡打狼打豹，并组织各地工作。风格大众化、形式短小活泼、内容实用，是这些小型报副刊性文字的特点。《边区群众报》是小型报中发行最广者，经常刊载散文、诗歌、故事、顺口溜、谜语等。读者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有《解放日报》通俗版之称。

　　可以称之为“报”的还有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墙报。比较有名的有民众教育馆编的《大众周刊》和《大众新闻》、抗敌后援会编的《新延安》、边区文协编的《街头文艺》等。据统计，到1944年，这样的墙报在边区有600多块，因其多样性、大众性和信息反馈快等特点而颇受群众欢迎。一些名家之作，如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牛》、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在未正式发表之前，曾首先刊登在《同人》墙报上。在物质极端困难的延安，墙报由于操作简单便捷、数量较多而成为正式发行报纸的有力补充。

　　1941年是延安文艺期刊的黄金时期。元旦即有丁玲、萧军、舒群主编的《文艺月报》问世，这份文艺期刊在延安创刊的确可算是“第一声呼喊”。年初的“呼喊”在年末再次得到回应，同年11月，《草叶》《谷雨》《诗刊》三份文艺期刊相继出版，如果再加上12月创刊的《部队文艺》，延安的文艺期刊一时的确颇见阵势，这对延安文坛而言是个不小的惊喜。

　　然而，这股热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大批文化人下乡或去往前线，延安的一些文艺机构及团体因此而自动解散，以之为依托的文艺期刊纷纷告停。到1942年底，延安的文艺期刊基本全部停刊，这一空白一直到1948年8月《群众文艺》问世才终于得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