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文明火种、延续中华文脉,浙江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开始西迁。浙大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先后撤至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办学,最终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湄潭,行程近2600多公里,史称“文军长征”。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是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也是“求是”校训确立的时期。它既也是竺可桢校长为代表的几代师生优良校风、教风与学风的凝炼与升华,更是在抗日国难当头时历经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概括与总结。凭藉着求是精神,浙大战胜了重重困难,从一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成长为一所世界名校,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在庆祝浙大建校120年的日子里,默默体悟西迁历史,更加景仰求是精神。

　　求是,当求人格之是

　　求是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贯道统。

　　以求是精神培养人格,是竺可桢校长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他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演讲中说: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智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他还告诫学生:“是否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别。”竺老不仅精辟阐述了求是精神的要义,更以其自身的率先垂范、精诚践行,成为“求是”之楷模。

　　求是,当求报国之是

　　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一开始就是为了救国家于危亡。

　　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之际,正值国难当头之时,求是校训更加突出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说中,竺可桢校长要求学生“以身许国”。在广西宜山时期,师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在危难中,竺可桢校长把求是校训作为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法宝,他强调“求是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新生训话中,他提醒学生“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告诫学生“现在埋头刻苦于报国的准备,在将来奋发贡献于雪耻兴国的大业,方才对得起今日前方抗战牺牲的将士”,在毕业典礼上,竺可桢校长疾呼:“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激励学生以范文正公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中华民族为浙大学生的共同使命。

　　求是,当求真理之是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探求真理,是大学先天的使命；科学目标,是学者不渝的志向。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之中、在边远偏僻的荒蛮地、在透风漏雨的茅屋里、在昏黄黯淡的油灯下、在饥肠辘辘的煎熬中,学生们在秩序井然地读书学习,教师们在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谁能想到,这荒山野谷中竟荟萃着数十位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造就出一大批推动社会前进的科学大家、磨炼出了几百位有相当成就的专家学者。谁能想象,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岁月里,有的教授还要亲手种菜、独自牧羊来填补食物之不足。上世纪四十年代,只要写上“中国湄潭”,国外的科研刊物就会准确无误地寄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的浙江大学图书馆。《西迁颂》幽默地描述:“数学泰斗种菜,植出陈苏学派,列居寰宇三甲；物理大师牧羊,育出诺奖得主,蜚声四海学界。”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竺可桢校长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他们赫然的成就,正是对求是精神的完美注解和宏大叙事。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大大地推动了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求是精神,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格品质的无限期许、凝聚着中华优秀儿女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凝聚着现代文明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任重道远的求是精神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西迁历史走向中国教育史上的高峰,穿越时空激励后学,缅怀先哲辉映未来。

　　求是精神,不仅是浙大学子的精神基因,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钙和信念之魂,是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原生动力,也是构建多彩贵州新未来的精神高地。

　　(作者为浙江大学贵州校友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