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曾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非所愿”

　　胡适曾倡导几位名人写自传，并以《四十自述》作为对朋友们的交代。而彼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

　　入监后，陈独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且陈独秀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还曾在1935年2月14日给胡适写信表示：“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现在既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

　　当时《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