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其史学著作《史学要论》

　　1982年，著名史家白寿彝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姑且不去发微李大钊厚重的史学思想，仅就《史学要论》这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而言，白寿彝先生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而且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时至今日，一版再版的《史学要论》，依然凸显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然而当下存在的诸种治史风气，与李大钊对史学的崇高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

　　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却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 “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史界学人开始用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史学危机”的呼声成为学界重新寻找史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社会史就是当年希望冲出史学危机的重要尝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尝试似乎又使得史学步入了敬谢不敏、意兴阑珊的境地。近年来广受诟病的“碎片化”现象即是如此。社会史研究重心“下移”，将具体而弥散式的选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出现了七零八落、琐碎靡遗的研究偏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现象，往往使得“人”在历史学当中处于屈从的地位。

　　李大钊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生活经历，人的活动和经历构成了各种“人事”，是成千上万的“人事”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李大钊正是以人及“人事”作为史学研究的切入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人事”的产生发展，并非是孤立的单线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绝非是孤立的事件和片段的记录。因此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人事的变化推移就在于“健行不息”，是“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而时下的“碎片化”研究却很难完全关照到这个“移动”的过程和有序变化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结果不免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危机”。

　　过分地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实际上是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 “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

　　这些年来出现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早在1981年，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细小问题的考证，我认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去作，但这总不能看做是我们工作上的重点。”他建议史学工作者应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但是这种叙事宏大的史论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树的似乎并不多见，层出不穷的是“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研究取向，不仅囿限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而且也限制了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开展探究。结果历史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影响渐趋式微。

　　尽管历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那种所谓绝对求“真”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学人依然寄希望通过史料还原所谓“真实”的历史。要还原历史，势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寻史料，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希望以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高规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首先就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李大钊所谓的“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为李大钊所谓的“空笔”。然而时下的历史研究，诸如这样的“空笔”又何其之多，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普通人对史学的阅读兴趣。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一些调查统计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