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教条主义仍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

　　来路多艰，前路茫然，红军走到了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口。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次生死攸关的转折来之不易，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的斗争早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已开始。在李德、博古的最高“三人团”之外，中央纵队里三位被冷落的中央领导，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队三人团”，正确的路线和历史的转机在这里酝酿、成熟。而其发轫处，是“中央队三人团”中两个伤病号的担架。

　　“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上游，江水平静而舒缓，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2师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四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并无多大反抗。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渡过湘江。

　　假如军委纵队赶在29日天亮前渡江，整个中央红军将是另一番命运。生死悬于一线。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直至12月1日傍晚才渡过湘江。湘江东岸已是一片血海，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合围，红军伤亡空前惨烈。

　　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这种缓慢的行军，必定贻误战机。但这并非不可思议，早在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时就已注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是中革军委的决策班子，排斥了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

　　博古原名秦邦宪，属于留苏归来的“国际派”，囫囵吞枣式地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因同学王明鼎力相荐，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年仅27岁的他不懂军事，全盘倚仗共产国际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则负责发电文执行。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中央领导编入这支队伍，下辖四支梯队。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这支队伍堪称运输大队，担子达到千担以上，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包括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包括兵工厂机器、织布机、缝纫机、印刷机等，各种文件资料、图书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红军战士必须携带枪支弹药、干粮，已有四十多斤，还得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

　　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士疲惫不堪，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行军，犹如蜗牛爬行，极大削弱了机动战斗能力。中央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三十万，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渡过了湘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湘江水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不时拿着一把手枪往脑袋上比划。李德也非常绝望，暴跳如雷，他承担不起政治后果，怕被共产国际追究，只好责骂其他红军将士。

　　许多战士哭了，队伍中弥漫着悲伤、疑惑和迷茫的情绪。在惨痛的教训面前，红军将士开始质疑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无能。在翻越老山界的沿路，军委纵队中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忧心忡忡，开始公开批评军事路线，这三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中央领导，知道红军已经走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