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边疆省份，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经过的地区，大多聚居和杂居着彝、苗、回、壮、布依、瑶、白、纳西、藏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期间，一方面，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各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民族隔阂；另一方面，云南当局以行政渠道在各县成立“民众防共会”与“剿赤宣传队”，用汉、彝、回、瑶、苗5种语言文字编印白话文布告和告民众书、标语、画报等进行反共宣传，并以法西斯手段威吓群众：如有替红军宣传、带路、当通司（翻译）、供粮秣者，不论是何人，一律予以枪杀；如系告密拿获者，奖给新滇币千元……，造成先入为主的恐怖印象。这就使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面临的形势比在苏区更为严峻、更为复杂。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分别征战云南，先后从云南渡过金沙江，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在云南的成功实践是分不开的。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的威信、彝良、镇雄、平彝（今富源）、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会泽、东川、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罗次（今属禄丰县）、禄丰、盐兴（今属禄丰县）、广通（今属禄丰县）、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属大姚县）、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等地，红军指战员与沿途各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

　　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

　　红军长征时期，消除民族歧视，获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成了当务之急。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桂、湘黔边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即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说：“必须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利用中国民众来反对瑶民等弱小民族；同时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害处，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瑶民民族同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同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其颁布的《对苗瑶民的口号》中也明确地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中央红军到达川滇彝族地区时，立即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凡我彝人群众……赶快团结起来，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这些旗帜鲜明的宣传，使各族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因而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同胞的拥戴。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今威信），时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当地群众因为受敌人的宣传、恐吓，关门闭户，不敢出门，红军为了不打扰老百姓，顶着凛冽的寒风，宁愿露宿街头屋檐下，也不进入百姓家。群众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当红军了解到扎西的民族同胞大年三十还无米下锅，就在禹王宫召开“穷民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书写了“云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苏维埃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标语，公开审判和处决了吸食民脂民膏的扎西民团团首和县财政科长肖增武，并打开官府粮仓，给群众分米分粮，还把打土豪得来的猪肉、盐巴、布匹分给大家。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态度和蔼，平等待人，各族人民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由怕红军、躲红军变成了爱红军、拥护红军，积极参加红军，村村寨寨出现了报名当红军的热烈景象。

　　1936年，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也提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革命群众都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有享受教育、居住、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权利。”

　　由于红军宣传民族平等，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所到之处，得到了各民族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支援，他们不顾生命危险，箪食壶浆，热情款待红军，为红军带路，给红军提供情报，为红军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