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是制定国际国内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这方面披露了大量丰富材料，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应对及变化。重温毛泽东的这种思考和应对，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防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为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多方努力，以便能够保证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建国伊始，毛泽东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入侵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到朝鲜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1956年，他又作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会推迟三四十年甚至根本打不起来的判断。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重大外交活动。他对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斯大林认为：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障新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中苏条约订下来，就有了依靠，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