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样本分析、中国道路的理论解读、文化传统的起承转合,亲历其间的中国学者和理论家应该最有发言权,也完全可以平心静气、言之有物地娓娓道来。但稍稍留意不难发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中华核心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海外传播还可能面临被片段遮没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建设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话语体系,提高国际话语权,还需要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从实际情况看,“有理说不出”主要是理论功底和水平的问题。“说了传不开”多半因为内容和表达出了问题:一是自说自话,对牛弹琴;二是鸡对鸭讲,言路不畅。不看传播对象,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概念逻辑和理论演绎中,自斟自饮自徘徊,别人如何接受呢?即便有意制造出一些“笑点”“痛点”,生产出一些所谓“桥段”,也只不过是哄笑一场罢了,谁又能真正听进去?所以,要解决“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一要好好琢磨究竟对别人说什么,二要仔细研究对谁说,三要认真考虑怎么说。要告别“自说自话”,实现精准传播。
　　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关于江南文化,上海地处长三角,近千年来这个地区一直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所传承的江南文化亦儒亦商、经世致用、开放包容。这个文脉与南宋以后在浙江衢州一带形成的儒学有很深的渊源,更与江南文人、思想家的民间讲学和商业伦理联系紧密。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如果从上海文脉之一的江南文化切入,说说移民文化与江南儒学及儒商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内容选择。
　　不过,这个内容讲给谁听比较合适?听过之后,谁最有可能成为现身说法的“二传手”?今年6月到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围绕“移民文化与江南儒学”进行了“对谁说”“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尝试与探索。
　　结合上海自身特点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的优势、特色,我们主要选取了驻沪领事、商业伦理研究著名学者、各国青年汉学家以及在沪或来沪的外国大学生为传播对象。苏浙沪是驻沪领事的领区,他们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总体情况有所了解,本身就有话语权和传播途径;来沪参加第六届国际经济伦理研讨会的一批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责任有研究兴趣,对移民文化和江南儒学尤其是商业伦理有深入讨论的可能和学术基础;选择各国青年汉学家代表则更多着眼于前瞻性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对象的拓展,着眼于长远意义上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来沪或在沪的国外大学生群体,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上海情结以及感同身受的正能量。如果这些人明白我们说了什么,消化吸收并愿意再次传播,那么效果一定比“自说自话”好很多。
　　江南文化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介绍和探讨,什么样的内容才适合传播呢?经过“顶层设计”,加之文史哲等研究所专家的多次头脑风暴,内容聚焦在江南儒学经世致用和多元包容的品格上,始终强调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现代转化价值。以宋代以来的历史文脉和移民南迁为主线,从利玛窦到徐光启,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到江南儒商,多维度展示江南多元文化与商业繁荣的关系。同时,多位学者分别结合儒学、道学、书院制及浙江水路商道,进一步细化或展开思路。
　　解决了“说给谁听”和“说什么”的问题后,还需要把握“怎么说”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尝试采用的是“实地体验+课程串讲”的方式,并事先作了可行性方案设计。第一现场是衢州孔府,大家实地了解孔子后学在江南传播及流入民间的历史过程;第二现场是磐安榉溪村孔氏家庙,大家对孔子后裔耕读传家的经历感同身受;第三现场是天台山国清寺和桐柏宫,通过佛教和道教仪式感的体验,加深对中国文化“三教合一”的认识;第四现场是王阳明纪念馆和杭州万松书院,感悟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教学研究活动。仁爱、诚信、崇礼、尚智等价值观,尽在鲜活的体验和感受中。
　　这样的精准设计和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与活动的许多人通过现场评点、打电话、写信、发邮件等多种方式给予肯定。新加坡总领事觉得,这是他在中国“四年来,参加过的组织得最好的活动之一。通过这次活动,我对江南文化及其对华东地区经济活力的巨大贡献有了更深的了解”。来自美国费城的五位本科生围绕所参加的活动专门撰写了体会文章,并有进一步学好中文的愿望。
　　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寄希望于一次活动让老外完全变成“中国通”是不可能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展示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上海形象?清明的商业理性、鲜亮的时尚色彩、规范的市场经济,这些上海的“面”应该通过哪些“点”给予呈现?进一步而言,处在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又该如何让世界真正读懂,恐怕还需我们哲学社会工作者深入思考“对谁说”“说什么”和“怎么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