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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原则(1949~2007年)
2009年03月25日 10:04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俄〕格拉西莫娃著 周红译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对外政策;主要原则;中苏关系;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年鉴类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介绍了中国1949~2007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运用大量的材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方面逐年进行综合分析,这是该套丛书的独到之处,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参考借鉴。

  对外政策包括苏(俄)中关系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国内发展一样可划分为若干阶段:

  1949~1965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当时,苏联是中国解决内部发展问题的主要外援力量。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促使中国把加强与苏联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并在1954年宪法中进一步巩固。

  1966~1978年,苏联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两党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共与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直至爆发边境武装冲突。

  俄罗斯研究者(В.И.格卢宁、Д.М.波斯佩洛夫、А.Г.雅科夫列夫)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直至中共十大(1973年)发表了关于对帝国主义国家可以采取妥协的论点,中国才摆脱了这种状态。[1]

  该套丛书作者(К.В.库库什金、Б.Т.库利克)认为,上述阶段是当代中国(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外交政策的前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认为,与苏联的持续对抗不可能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78年以后,迈入新阶段,向新的对外政策过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指出,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中国向新政策过渡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198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作者十分关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和平与发展被置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上。[2]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2年: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做出了评价。作者认为,会议缓解了1989年政治风波引起的思想政治上的动摇和不信任状态,确立了中共作为全社会领导的方针。“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符合本国具体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重要命题被写入中国的对外政策中,世界多样化的观点被进一步强化。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外交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外交方针成效显著,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新方针的出现是与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相联系的。通过对新的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共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两极化已经结束,国际结构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3]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详细讲述了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引起的变化。大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抛弃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的新理念。[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中共十六大得到了强化。大会的决议推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的发展。党中央的总结报告在继续倡导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同时还指出,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大会确立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即发达国家、邻国和第三世界国家。[5]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作者(Д.А.斯米尔诺夫、М.Л.季塔连科)认为,新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形成,即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领导层的对外战略从邓小平开始便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为保障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在中俄关系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赞成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提出:要做永远的朋友,不做敌人。[6]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指出,中共十七大继续强调“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和平和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正如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7]

  该套丛书的专家和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给予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阶段以准确的评价。尽管受到此类出版物篇幅的限制,仍编写出有关中国对外政策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年鉴,这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以中国内政的发展、法制环境的不断形成为背景的,两者是相互统一的,这进一步增强了该套丛书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参引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与经济发展(1973年)》,莫斯科1975年版,第2、97、25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莫斯科2004年版,第248~256页;《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1973年版,第30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198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1989年版,第5、10~16、151~155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1992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1994年版,第4、28~36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1999年版,第18~28、135~136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2003年版,第3~13、145~147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2007年版,第14~15、29~34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政治、经济与文化》,莫斯科2008年版,第21、320页。 

  [作者简介] 格拉西莫娃(Т.Г.Герасимов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 本文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7届“中国、中国文明和世界:历史、现状与前景”国际学术年会的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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