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位伟人可以明晰一部历史。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言行和著作承载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图景，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史的必读书。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指明前进方向的政治宣言，是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典，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发挥了理论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两次谈话相隔14年，其中一以贯之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振兴民族、利益人民的伟人情怀。其内涵之丰富、思想之创新、情感之真切、影响之深远，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到解除姓“资”姓“社”争论的束缚

　　邓小平时代的共和国史是一部不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认识，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历史。两篇谈话有力推动和正确引导了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并以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为名，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制造新的思想禁锢，致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以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出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率先在科技教育领域领导拨乱反正，否定对教育战线 “两个估计” 的错误评价，为知识分子正名，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彻底粉碎“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和思想禁区。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因直指思想路线的要害而引发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首先表明了对讨论的赞同意见，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1]在他的带动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纷纷发表支持讨论的意见。然而“凡是派”采取“不表态”、“不介入”的冷漠态度，甚至压制和阻挠，使讨论难以大范围展开，致使一些人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9月，邓小平在访问朝鲜的回国途中，视察了东北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鞍山等地。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考察中，他不辞辛苦，走一路、看一路、讲一路，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是“到处放火”，充分讲明了“思想路线问题”[2]。“北方谈话”由五次不同时间、地点的谈话组成，其中多次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3]“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4]“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5]他进一步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进而回答了“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他说：“‘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6]在他的参与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得以正确开展，并将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转化为思想路线斗争问题，“以此为武器，向坚持保守的‘凡是派’领导人发动凌厉的攻势，最终把思想优势转化成了政治优势”。[7]“北方谈话”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领导人先后肯定和支持的表态，对此《人民日报》均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10~11月，“人民解放军11个大军区的部队领导干部、5个兵种和三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通过报纸公开表明了自己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立场和态度。”[8]“北方谈话”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14年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内局面，使中国的发展再一次面临思想解放的挑战。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经70年最终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纷纷失败，共产党下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反华势力借此机会大搞和平演变，反华、反共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避免重蹈苏东覆辙，谨防“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警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国内由于经济过热，从1989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改革形势出现波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过程中，“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一些人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甚至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要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去。是前进、退缩还是徘徊？邓小平又一次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92年元旦过后，他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边考察边思考边倾吐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他鼓励人们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冒’的精神”[9]，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10]他言别人所不能言，言别人所不敢言，果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否定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教条观念，严厉批驳了“左”的错误，提醒人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从思想根源上解除了束缚改革开放的羁绊。这一问题的突破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提升，而是继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再次解决了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关系到中国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问题，一系列与此相关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迎刃而解。“南方谈话”带来了新时期又一次思想解放，随之，经济改革驶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开放攀上了一个新阶梯。

　　重温两次谈话，我们不仅加深了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解，而且在对比阅读中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脉动，坚定了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决心和信念。

　　二、从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四大，是改革开放史上两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节点。前者标志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后者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然而历史转折的实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此前的准备和铺垫常常任务更艰巨，意义更重大。“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而成为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之所以视察东北，并做出“北方谈话”，一方面由于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东北走在了前面，可借此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由于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即将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北方谈话”表明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邓小平心中已经形成。1982年，在回忆起这次谈话时邓小平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2]东北之行对大庆、鞍钢两企业的考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想法，这在“北方谈话”中都有所表达。他提出要改革僵化的体制，对技术和管理进行一场革命。在听取黑龙江省常委汇报工作时，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3]次日在长春他又指出：“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14]对于鞍钢的改造和建设，他的一番话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15]“北方谈话”邓小平以过人的胆识和超前的认识，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之火，开启了经济腾飞的乐章。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做出“南方谈话”更非时间、地点的偶然。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一方面这里利用外资多，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多，对外贸易多，特区的建设成就是回击姓“资”姓“社”思潮的有力依据；另一方面这里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率先进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6]，到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此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准备和实际条件已基本成熟。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南方谈话”的观点为此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吸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而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邓小平“抓住时机，快速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思想的激励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可喜局面。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638.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4.6%。1993年继续保持上一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634.4亿元，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一年增长了13.5%。[18]“南方谈话”因为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成为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