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著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