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当代中国 >> 研究园地 >> 社会
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
2016年09月08日 14:47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行龙 字号

内容摘要:国史研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出现,算来已有60多年的时间。然而,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仍显薄弱,缺陷之一便是缺乏从社会史视角系统的对国史进行研究。

关键词:国史;社会史;研究;思考;国史研究

作者简介:

  国史研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出现,算来已有60多年的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取得了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设、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大批的成果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大大丰富与深化了我们对于国史的认识。然而,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仍显薄弱,缺陷之一便是缺乏从社会史视角系统的对国史进行研究。

  国史研究的兴起是史学领域在时间线上的下移,这一过程对于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但如果仅将国史研究视作中国通史时间的下移,必然会阻碍国史研究更为深入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从社会史的角度,在研究层面上也进行一次下移,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开展国史研究。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素来重视民间文献的挖掘与利用,在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大量农村基层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由此,我们也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形成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史”的研究特色,希望通过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来深化对于国史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如何从社会史角度进行国史研究也是我们一直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国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并以我们十余年对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提出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国史研究的思考,以供大家讨论。

  一、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

  早在2007年,田居俭先生就曾撰文呼吁“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他指出,“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应当以学习贯彻《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笔者注)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充实和完善以往国史研究中当代经济史、当代政治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关注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当代社会史摆到突出的位置上”。[1]一般而言,当代史与国史是一对可以互换的同义概念,皆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因此,田先生所强调的当代社会史也应该是指国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近十年来,当代社会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国史与社会史而言仍然存在一些误解。笔者以为,有必要再次重申国史与社会史的关系。

  我们认为,国史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历史”,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该文形成于1941年,主要是针对“近百年的中国史”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路仍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南,对整个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做各个领域的部门分析,然后进行综合研究的路径符合“近百年的中国史”研究起步阶段的需求,其对学科体系建立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然而,这种基于现实需求而对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强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研究集中于这几个领域,而忽略了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兴起、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国史研究也受到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

  国史研究兴起以来,关于国史的学科定位是大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讨论,国史研究不同于党史、革命史,而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历史”,这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如此,国史就不仅是高层决策史、政治事件史、政治人物史、中共治理史,也不仅是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史、文化发展史,这些只是国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面向,而非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外,还有社会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全面的国史应该包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复兴阶段的一个重要口号,意指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拾历史研究中曾经忽略的重要内容。笔者以为,在国史研究中这一口号仍然适用,可以称之为“把国史的内容还给国史”。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是国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才能丰富与深化国史研究,改变国史研究给人们留下的单调呆板的印象,使国史的内容更加丰满和完整起来。

  国史作为“全面的历史”,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上的全面,还表现在研究层面上的全面,缺乏社会史视角不能表达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内涵。

  社会史兴起之初,在强烈反对政治史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复兴阶段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史复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排除政治史”的说法,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们对于社会史就是“剩余的历史”的误解。目前学界关于国史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多认为社会史是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社会史是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这并不代表社会史仅仅是排除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的历史,社会史的视角对于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整体的国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名虽有简,但中华人民是共和国历史的主体这一事实不容忽视。在国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不仅追求研究领域上的全面,还应该在各个领域以及整体研究中注意研究层面上的全面,更加关注基层社会与普通大众在国史发展中的作用。政治史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仅从决策层来研究共和国政治史,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其发展与变迁的内在脉络。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历史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国史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基层社会在国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加深我们对于国史重大问题的认识。

  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在研究时段上应该贯通地看待国史,缺乏社会史不利于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国史研究的上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史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的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3]一书是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宏阔的社会史视野对中共创建的“延安道路”及其之后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延安时期的治理策略虽然形成于战争时期,但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包括共和国时期)都被广泛运用。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4]通过河北省饶阳县武功村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30~6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书中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四种连续性,认为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胚胎时期已经产生,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类著述虽然角度不同,但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国史不应仅是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同样需要我们关注,只有在历史前后联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正确把握与理解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史研究既要深入国史,又要超越国史,上下贯通地看待国史。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联系性和贯通性,将国史纵向放置于近代以至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横向放置于20世纪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才能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科学客观的认识国史。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