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有其不可离弃的理论维度,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为历史学提出问题和进行解释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和工具。同时,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使得历史学带有更为明确的理论取向的同时,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历史的维度。如果说100多年前,在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勃生机所带来的挑战时,历史学还有所犹疑,对于如何保持自身学科的自主性和学科尊严还颇为忧虑的话,那么,10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在对于相关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自信来张开怀抱、吸纳与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求对人类的过往达成更丰富、更多元、更深入的理解。

　　接纳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学不同于哲学,不是以理论的思辨来解说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主旨不是寻找规则而是进行个体描述;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不能凌空蹈虚,而只能建基于史料之上。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性质,就因其不同于别的人类知识领域而得到界定。似乎历史学一旦受到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侵蚀,其自主性就会受到威胁。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席卷欧美的“新史学”运动,其主旨是要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层面;在英雄伟人之外,要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衣食住行、家庭关系等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既然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重在“描述”和“理解”的传统史学方法,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探究过往人类历史面貌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约30年内,欧美史学更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学接纳、吸收各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高峰时期,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成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主流。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将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期阶段的特征就是“社会科学的挑战”,他还把年鉴学派、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作这一阶段的三个主要支流。

　　历史学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

　　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可是,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反映历史事实的镜子。档案和史料无穷无尽,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样的档案中能看到些什么,又完全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如果没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信息的。

　　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的养成和获取,既来自于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性质和论题性质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的汲取与利用。

　　不同的史学样式、史学领域、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都有着自身的理论预设。各种理论和方法在激发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当然也就进入了历史解释。历史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进展,固然可能是由于新史料的出现,也同样可以来源于对旧史料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新解释。于现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于看似题无剩义之处别辟蹊径,从来就是很多杰出史家为人称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