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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我和社科院的故事
2017年05月11日 14: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培 字号

内容摘要: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的见证者.同时,他还强调研究性和科研创新,对社会科学研究要求很严,为树立社科院严谨、优良的研究氛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您还主编和撰写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其中不乏像《西方美学史论丛》这样被誉为我国研究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我重点看了不少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评》这篇文章,贺先生看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给我推荐到了《哲学研究》这本杂志上发表。课题组里的很多同志都是之前研究过其他文明的,大家出于兴趣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加入到课题组里来,后来课题组又发展成了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

关键词:研究;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西方美学;文明;院长;乔木;同志;美学史

作者简介:

  他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士;他曾在世界诸多名胜古迹前驻足停留,抒发对生命、永恒和美的哲思;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的见证者;他如今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风度翩翩,他淡然地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走过的不平凡之路,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洗涤之后的释然与超脱;他谦虚和蔼,相信没有永恒,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就是著名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汝老师您好,您的求学、工作和研究,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您的记忆中,社科院这40年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汝信:社科院从成立到今天,我可以说是历史见证人。在参加完抗美援朝之后,我就转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1956年,我考入哲学研究所,师从贺麟先生。没想到在这里一待就待到了退休,待了一辈子(笑)!

  那时社科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去。我就职的中国科学院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分支,最初社会科学方面只有两个研究所,人很少,后来渐渐地建立了十几个社会科学所,进而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部,我们称其为老学部。现在说是建院40周年,如果连老学部一起算的话,应该是60年了。

  社科院的正式成立,要得益于胡乔木同志。他到了老学部之后就向中央建议,将两个科学院分开,分别成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 1977年中央正式批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整个社科院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机构框架、基本体制等等,可以说都是乔木同志当年设计的。到如今,社科院从最初的十四个单位一千多人,发展到几十个单位四五千人的规模,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应该说,现在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以往的岁月,您一定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有哪些事情是让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

  汝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就拿当时最尖锐的住房问题来讲,我们熟知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妻俩,他们当时也是和大家一起挤在社科院八号楼的房子里,甚至困难到乔木同志主动要求腾房子的地步!记得有一次开会,同志们向组织反映从干校回来之后没有房子住,包括很多老同志、老专家,这在当时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乔木同志听到大家的反映之后,主动要求把自己家的房子分些出来,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同志们都反对,乔木同志的房子毕竟也很有限,只能解决一两家的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研究生院也是乔木同志坚持要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同样是没有房子,上课就像打游击一样,经常更换教室。但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我们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不仅培养了一批现在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还有在国家机关担任要职、为国献智的领导干部。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社科院艰苦创业的过程。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科院也是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

  有高原也要有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做了16年的社科院副院长,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总体上您如何评价社科院这些年的发展?

  汝信:就学术来讲,整个社科院总体上发展得还是比较顺当的,我们一直有国家的重点规划项目。当然,现在的学术成果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以前在社会科学方面写篇文章、出版一本书都是很大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甚至每天都出好几本书,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学者的著作,学术成果这方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但是,也应该看到问题。这几年来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感到社科院这些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高原,缺高峰!通俗来讲,就是社会科学总体发展很不错,但是非常突出的高峰还是太少。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有很优秀的著作出来,但是真正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建树还很少。我在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在总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创新、再创新!

  行政方面,我是1982年起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98年退下来的,在副院长的岗位上做了16年。在这16年里,我为社科院三位院长当过副手,他们为社科院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描述一下与您一起共事过的几位院长?

  汝信:乔木同志当院长时,我在哲学所工作。他经常强调,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真正的科学院。社科院跟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等都不一样,它在学术上一定要代表国家水平。乔木同志离开社科院后,还是名誉院长,对社科院一直很关心。在他病危时,我和刘国光同志去看望他,他还再三叮嘱我们:要记住,一定要把社科院建成科学院,科学院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水平。

  马洪同志任院长时,我开始担任副院长。在马洪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建了这栋大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可以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办公,马洪同志立了大功。当时,长安街上要建这样一栋大房子,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引起了很多单位的羡慕。这栋大楼我们原本设计了30层,但一方面由于缺钱,另一方面又缺技术,只能盖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在科研基础建设方面,马洪同志尽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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