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的世风,曾国藩有个评价叫“敷衍”“苟且”。敷衍,就是说话行事马虎,表面上应付;苟且,则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它们虽然有词义上的细微区别,但在不认真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晚清官员办事的“敷衍”“苟且”,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十三行地区外商之管理上即可看出来。

　　对外商的经营活动与日常行为,清政府有许多规定。比如商船不得在伶仃停泊,必须停泊在港口或回国;外商不得走私;不允许外商个人呈送禀帖; 外商一个月只能外出三次,并且不准离开翻译单独行动; 每一个商馆雇佣的中国人不得超过8人。

　　清国的规定如此严格,实际执行得如何呢?商船停泊在伶仃的比比皆是,用侨居清国四十年的威廉·亨特的话说就是“这些趸船……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外商给前台的海关官员一点小回扣,走私货便畅行无阻;外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堂而皇之地前往政府衙门递交禀帖,看守城门的侍卫保护其不受人群的侵扰,官员很快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边温和地训斥说:“任性妄为,实在有悖天子圣意”,一边欣然接受外商的请愿书,同外商交谈,给他们沏茶递水,接受他们的雪茄。外商想外出,随时都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并且鲜有翻译相陪。外国商馆需要雇佣清国人,需要多少雇多少,从未有人查问。威廉·亨特如此总结:“我们……顺利而又轻松地违背着一些我们原本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毫不在意地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来处理生活中种种事宜,打理着我们的生意”。

　　应当承认,清政府给外商立下的规矩中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对外商每月外出次数与雇工的限制即是例子。但一个主权国家制订的针对外国人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修改,修改之前还得按照原规定执行。在晚清的十三行地区,外国人随意违反清国的规定,当地负有管理之责的官员不但不认真查处,有时还予以纵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乱象。

　　十三行地区外商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腐败,某些事原本不可以做,少数官员得了好处,对外国人的违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商疯狂的走私即属于此类。二是恐洋。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清国人谈洋色变,生怕洋人去上级那儿告自己,于是与洋人打交道总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最根本的原因是苟且。在皇权时代,某些读书人做官,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借权力发财,至于官位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想都不想,处理内政如此,处理洋务亦如此。

　　在中华文化中,读书人与官员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一个时代,精英只忙着谋取一己之利,而忘记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丧失应有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政权自然会很快走向自己的黄昏。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