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

　　讲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能只讲环境好的一面,实际上,环境中的缺陷,即所谓负面的因素,同样重要。在有些地方,负面因素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负面因素则是以突发灾害的形式出现。历史上,对于克服环境的缺陷,或适应环境的缺陷,人们也是费尽了力气。

　　两面性,是自然环境固有的特征。一方面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环境的不稳定性、环境的改变,又常常成为人类的对手,让人类经受一番苦难。正因为环境的缺陷会给人类带来苦难,在古代所歌颂的圣贤人物的丰功伟绩中,总有禳除灾害、拯救人类的功劳。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成汤求雨的传说,都是讲这方面的故事。

　　有一种理论认为,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创造出新的人文成就。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时候,提出一个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从推动文明的角度看,环境不能太坏,也不能太好。太坏,人类无法发展,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但环境也不能太好、太优越。太优越了,人们不需要勤恳劳动,懒得去奋力开发,也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最好是在一个适度的水准上,既有适宜的基础,又存在一定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会不断地受到激励(去应战),向环境的深度开发,文明于是不断发展。

　　司马迁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的意思是,江南是个天然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不用费大脑筋,不用干苦工作,生活就过得去。但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人们又因此没有被逼出来创造性,他们的生活虽然稳定,但很消极,他们没有饿肚子的问题,但也不会下力气苦干而变得富有。司马迁的这段话,可算是对汤因比的观点的一个注解。(或者反过来,汤因比是对司马迁的注解。)

　　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忙出来的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曾“摇”了一段时间(比如良渚文化),但摇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摇不动了。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忙出来的。自在不成人,同样,悠闲也不成文明。

　　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的原因(如族群对抗),黄河流域的人们要面对许多难题、许多挑战。正是在解决这些难题、挑战的过程中,一些特别的办法、措施、制度才被一项一项创造出来。要处理的事务变得复杂,文明才得以产生。在长江流域,相对来说,自然环境优越,人文关系也比较简单,不像黄河流域有各方强悍的人文群体相互博弈,所以缺乏发展复杂社会机制的动力。长江流域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生态体系充分发展,却再没有新的激励性因素,所以没有发生明显的社会跨越。文明是应对、处理复杂关系的社会机制,关系不复杂,社会不复杂,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机制。

　　灾害带来的苦难,战胜灾害的喜悦,这两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情感、经验。这些东西很容易演化为一类信仰,所以龙王庙、风神庙、雨神庙纷纷被修建起来,成为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

　　还有一种小神,个头儿不大,但在中国北方却是一个不可小看的灾害制造者,它就是蝗虫,也叫蚂蚱。

　　历史上的华北地区是蝗灾重发地区之一。那些年,蝗虫来临,铺天盖地,一瞬间把庄稼祸害光。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以为讨好蝗虫可以免灾,便修了八蜡庙、虫王庙,里面摆上好东西讨好蝗虫(人认为的好东西,其实蝗虫未必认可)。华北平原地区因此出现不少虫王庙。研究灾害历史的学者根据庙的分布,就可以复原当年蝗虫灾害频发的地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