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周诸侯蜂起,诸子亦然。学术主导者从王官到草野,经历了不可名状的传递和众所周知的争鸣。天下有能之士皆“穷神竭虑”“举其知闻”而“欲救世弊”。虽所行殊途,但各家旨归都是为了黎民安康,都是通向“能哲而惠”的“独特生存方式”的有益尝试。与此无关的学说,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儒家为代表的各主要学术流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分流。在诸子蜂起之际,儒家虽然逐渐位列显学,但在学术发展初期,儒家也只是诸子中普通一员。孔子将“复礼”作为目标,是将学术置于“官人安民”(《尚书·皋陶谟》)的高度,故“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然而,其学术体系虽然庞大,学派内部的分流也不可避免。

　　一方面,儒学内部的分流是在孔子“因材施教”的导引中自然产生的学术现象,也是儒家以“礼”为核心的必然要求。《论语·先进》篇即已透露出孔子时代儒家内部师生、弟子之间的学术分流现象。如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从孔子对不同专长弟子的一一排列,可以看出孔子对儒学分流的自豪和欣慰。

　　另一方面,学术在授受过程中难免出现“弟子人人异端”的现象,而孔子“因材施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这种“异端”的形成。从同篇“闻斯行诸”章可见,这种分歧在孔子生世已隐约出现:“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公西华同孔子兴趣相投,孔子与言多直抒胸臆。“求也退”,是孔子对冉有性格的印象。性格内敛的冉有,欲有所行而向老师征询意见,可能并非由于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产生了不同见解。事实上这种师生之间的分道扬镳,在“季氏富于周公”章孔子的表述中得到了证实:“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才“游于艺”的孔门,“学以致其道”是学术的前提。孔子言“非吾徒也”,不止因冉有的政治立场出现了偏差,更在于其内在的学术信仰已经同自己产生了明显分歧。

　　孔子既殁,原本隐存的矛盾都浮出水面。在单纯的学术方面,“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孟子·滕文公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方面的记载更为详尽,篇中描述了拥戴有子的弟子“相与共立为师”,而反对者高呼“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的激烈争执场面。在践行方面,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存学授徒;原宪坚守内圣而不扬,“遂亡在草泽中”;其他弟子则有挺身而出、积极参与世务者,如“子贡相卫”等。

　　至战国晚期,这种一家内的学术分歧愈演愈烈,形成不同流派相互攻讦的局面。《荀子·非十二子》深刻分析了它嚣至孟轲共十二子的不同风尚,并就其存在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全篇不仅论述了学术应有的态度、眼界、品格等重要范畴,更在篇末将儒门的学术问题一一拎出:子张氏儒学敬守旧章但过于迂腐,对旧有学理产生依赖,不能同现世接轨,“禹行而舜趋”;子夏氏儒学注重礼数服章但停滞于形式,对礼法数度的研磨远胜过内在学理,以至于“嗛然而终日不言”;儒家讲究“中庸”是理所当然,但子游氏过于圆柔,只顾明哲保身,曲先师之义,以“君子固不用力”为苟且的借口。荀子统以“贱儒”斥之。同居于显学之位的墨家在墨子之后也面临学术分流,《韩非子·显学》对儒墨二家先师逝世后的分流有明确记录,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

　　孔子问礼于老子可谓诸子间学术交流的最早记录。如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中言,“(老子)知礼乃其学识,薄礼是其宗旨”。孔子求同而慕学,老子存异而授知,体现出两位圣贤宽和的学术气度。此后诸子的交流则不甚平易,其间多以相互指摘甚至攻讦为主,但各家学者积极交流的意愿则从未中断。

　　诸子争鸣是各家学术对当时文化“共业”(参见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晨报附刊》1922年12月1日,第2版)的整理。此后,内涵深厚而有益于文化发展的学术得以保留,先贤知识通过最适宜文化发展的学术形式保留下来并重新构建。诸子间的交流过程发生在新时代的认知视角下,是贤士对旧有知识的重新梳理。在这一过程中,各家自身的优长通过分流和精细化被再次发掘出来,从而使相应的文化领域获得新生;而在彼此攻讦式的交流中,各家的缺陷和早已过时的残滓也被及时发现和祛除。争鸣既保留了先贤的有益学术存储,也奠定了正统中华学术的基本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