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面临着竞争生存的压力,面临着所属疆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不同国家因其面临生态环境、统辖规模和治理模式的差异,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每每不同。简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国家治理模式决定了其政治运行特定的优势、负荷、困难和挑战。

　　在比较研究的众多讨论中,学者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家治理的规模

　　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其治理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在这里,治理规模指国家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以及生活其上民众的空间规模和实际内容。在比较研究的众多讨论中,学者经常引用评价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如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等。这些讨论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家治理的规模。新加坡整个国家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而日本的岛国特点和民族同质性与中国历史形成的辽阔国土、多元文化中心格局也相去甚远。中国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而人口为其两倍多。把“规模”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变量提出来,意在突出“组织”这一制度设施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治理规模这一角度下,国家组织机制及其负荷和挑战便凸显出来了。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正式政府组织这一机制来实现的。国家承担着保卫国土疆界、维护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等一系列责任。如同其他正式组织一样,政府也面临着组织管理、信息不对称性、激励配置、利益协调等一系列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因为政府组织的垄断性、政府官员的内部流动有限和向上负责制等一系列组织制度特点而放大和加重了。

　　在这方面,已有一系列研究工作可资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阿莱西那和他的同事研究提出,大国因内部群体和文化差异性在内部整合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国家规模提供了市场规模,因此大国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那些必需公共品(如国防)的固定成本。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小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在经济增长上并无劣势。麦卡菲和麦克米伦明确提出了组织规模负效率的观点,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等级链条的延长,私有信息分布随之分散,信息不对称状况恶化,组织效率会相应下降。在中国大历史背景下,黄仁宇反复感叹国家治理规模与其技术手段之间的差距。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空间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体制中信息流通和指令执行的种种困难,有特别敏锐的关注和观察。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治理规模一直是困扰执政者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人口数量是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

　　国家治理的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常量,而是为历史演变轨迹、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选择等一系列因素所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