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锺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钱锺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锺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锺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

　　“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锺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要杨绛在他办的《观察》上写文章。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随铁大少回家》。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