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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媒介学的逻辑
2015年05月06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第734期 作者:陈卫星 字号

内容摘要:新兴媒体对世界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未来的社会蓝图和人类理想不能脱离对媒介技术的重新思考,比如说公民身份的实践范围和技术能量,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对位需要何种公共品质的媒介技术平台,公民能不能成为积极的媒介参与者。

关键词:媒介;公民;媒介技术;公民身份;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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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媒体对世界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未来的社会蓝图和人类理想不能脱离对媒介技术的重新思考,比如说公民身份的实践范围和技术能量,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对位需要何种公共品质的媒介技术平台,公民能不能成为积极的媒介参与者,在线社区有没有提升共同体的道德水准的可能,媒介技术是否有助于改进人们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理解等等。

  公民媒介学这一概念,不仅指出媒介技术和社会(政治)之间的断裂和不对称,更关注如何在两者之间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公民与媒体的关系

  根据现有的学术考证,“公民”一词源于古代的civitas,罗马时期演变为civitatus。这个词源学来源最终使法语cité演化成citoyen,也即城市中享有有限权利的集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个频率最高的用词,公民(citoyen, citoyenne)象征平等的社会现实,从而打破政治的等级差别,成为西方近代史上对自由、个体性和文明的哲学思考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源流当中,关于公民身份的探讨,最早有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和涂尔干有关公民文化的理论,后来有马克思和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葛兰西有关文明社会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理论中的公民只是一个抽象的主体,掩盖了存在于社会基础结构中的真正冲突;但后来的葛兰西——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提出上层建筑同时有两个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而且,前者是一种间接的、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社会协调与控制手段,对于防止国家的专断行为,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的结盟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其重要使命就在于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引导首先获取革命的文化领导权。

  另一个越来越被西方学术界关注的公民理论,是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托马斯·H.马歇尔1949年提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论。马歇尔把公民身份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个体自由所必需的公民权利”,出现于18世纪,所对应的机构主要是法院。第二个维度是“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利”,出现于19世纪,对应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第三个维度是社会权利,它包括了“从少许的经济福利和安全权利,到广泛分享社会财富遗产的权力,以及按照社会盛行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与之相关联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大众传媒体制亦在其中。

  信息技术更新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游戏规则的改变,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挑战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学理。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据此推出公民媒介学的十一个信条。基于自身的政治阅历(经历过拉美武装革命和法国政治生涯),德布雷观察到,作为社会权利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体制在技术驱动下所发生的变迁和变化,既是政治权利的重要支撑,又是公民权利的动力来源。作为一个法国的左翼共和主义者,他在这里所提示的“公民”概念意味着公民对公共政治事务的参与可能性是维持和建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

  公民媒介学十一条

  从1979年出版的《法国知识权力》开始,德布雷就试图从宗教人类学和文化政治学的双重视角解码信息传播的权力机制如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互动。根据他的研究,信息传递的技术制式可以被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史分期的概念框架,他定义为媒介域(médiasphère),如口语、印刷和视听为主的传播格局所区分的社会系统的历时性差别。

  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布雷在介入拉美革命时就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在丛林中担任信使,从中体验过他后来总结的信息社会化的经验,比如说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力量,话语如何转化为事件等等。从这个切入点出发,他的公民媒介学理论就不同于学院派的冥想和管理者的意图,而是从媒介技术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提出一种方法论的思考,由此产生的十一个信条在今天依旧具有阐释能力。

  第一,媒体的发达导致媒体替代人们的思考。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有一个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那么今天人们的思维素材几乎直接源于自己所联通的媒体网络,其中包括自我媒介化的爆炸式呈现。

  第二,媒体的竞争实际上是基于接收成本和技术性能的竞争。信息的近用逻辑和广告的成本逻辑似乎都在佐证今天的新兴媒体所带来的媒体格局的嬗变。

  第三,不同的媒介域建构记忆的方式不同。正因为不同的媒介连接不同的目标受众。如何整合和扩大传播界面成为媒介竞争本身的努力方向。

  第四,政治统治的方式与传播方式有关。如果要在现实实践中运用葛兰西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实施要有赖于一种由技术方式规定的内容组织方式,从而提供一种修辞学的保障。

  第五,主流媒介和主流思想需要一个文化技术和政治技术的衔接。这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文化技术的更新和政治技术的更新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提携的关系。

  第六,集体实践和集体再现之间的关联永远都依赖于一种集思广益的信息媒介化过程,被听见的可行性高于被表达的合成性。

  第七,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位置和媒介的位置有相关性,比如说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和新兴媒体的大众自我传播之间的差异。

  第八,社会记忆与媒体技术的符号关联和技术配置构成一种被定义为“媒介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板块。因此,每个媒介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轴。

  第九,由于观念和表现的生产源于背后的信息流通系统,对观念和表现的批评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

  第十,今天的媒介技术更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的生产性和流动性对信息主体的作用是其他一切重要变迁的前提。

  第十一,由于国家的行政权对媒体控制的效用性的衰减,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越来越借助于一个媒体社会化的博弈过程。

  西方学界在讨论公民理论时,争论的焦点往往会聚焦于公民身份过程当中的权利和责任与相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的制度安排关系,其中的要点之一是公民身份的自主性如何得以成立,或者说是公民身份的解释所包括的技术参数。德布雷的公民媒介学十一条,无疑是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与政治演变的框架之间寻找一种对我们来说极具启发性的传播学阐释。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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