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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性”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2015年01月30日 08: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30日第699期 作者:江飞 字号

内容摘要:无论何时,文学性”都是文学在某一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各布森的文学本体论和审美自律思想依然具有积极的建构作用。

关键词:文学性;现代语境;文学;研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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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是否果如“文学终结论”者希利斯·米勒所言,随着技术变革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而走向“终结”或“死亡”?这是中西文学研究者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颇有意味的是,在罗曼·雅各布森之后,他们通过审思文学日趋边缘化的后现代处境,再次召唤出“文学性”概念的出场——这似乎是又一次宿命的轮回。

  “文学性”的扩散与消散

  在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等学者看来,“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文学性”(或“文学性成分”)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在学术思想等领域更加普遍地蔓延或扩展开来,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

  对此,余虹等国内学者表示认同,并做了进一步发挥:“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

  这种“扩散论”一方面揭示出了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凭借语言的无处不在而享有了某种“合法性”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遮蔽了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文学性”特质。因而在王岳川、吴子林等质疑者看来,“文学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不是蔓延、扩张或统治,而恰恰面临着消解、飘散等问题。而在“扩散论”和“消散论”之间也不乏寻求折中的调和者。

  无论乐观或悲观,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文学研究者对后现代文学处境的深刻焦虑,也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雅各布森于20世纪初提出的“文学性”概念在20世纪末获得了再次阐扬,其生命力和衍伸性正如“两个文学性”(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与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之间的差异一样都是不容置疑的;其二,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那么,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未终结的问题。

  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的反拨或消解

  1980年代,在经历由贬到褒的正名过程之后,“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在此氛围中,文学艺术再次“被迫”返回到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怀抱之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雅各布森语言诗学所强调的“文学性”的本意内涵,不得不突破“语言的牢笼”而寻求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新的赋意。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后现代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已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如丹纳),无论是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还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文学都不再是形式主义批评的专属物,历史也不再是决定文学的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的历史。历史文本自身成为能指的无休无止的游戏(德里达),成为统治者所操控的权力话语(福柯),历史成为主观性、虚构性、复数性的“文本”,与文学构成互文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表现出平面化、拼贴化、游戏化的特征,取消历史深度,否定事件的因果逻辑和完整性甚至意义。因此,就其内在性而言,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走向去历史化、去社会化的能指狂欢,而就其外在性而言,又无法摆脱社会化(语境化)和历史化的批评与审视。总之,“文学性”在解构性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变得更加复杂、摇摆,难以确定。

  虽然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的价值不会缩减,但追求多元、多维、多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因其开放性和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意义上的“文学性”的反拨。当然也不容否认,这种反拨又存在着弱化文学研究、消解文学性的危险。米勒正是在文化研究繁荣发展的背后看到了文学研究的衰退、文学行将消亡的征兆,而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同样是一个最值得警惕的问题。当我们从文学中只是读出政治、阶级、历史、种族、性别等内容的时候,文学恐怕会再次堕入“无主之地”的困境。

  语言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寻求统一

  文学研究已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我们不能再停留于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视角来回答“文学性”问题,因为这极易使文学研究陷入本质主义、机械主义的窠臼之中。在后现代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为什么”(“Why”,而不是“What”或“How”)更应当成为我们的提问方式,尽管这种追问不免带有某种解构性。

  同时,作为中国学人,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性’之所以凸现为一个问题并引发人们的强烈兴趣,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有一定关联”,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任何舶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保持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只有经过“主动或积极的本土化”改造的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够扎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真正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尤其是针对目前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各种思潮错综交织的社会文化状况来说。

  一方面,我们必须实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开辟通往更加包容的“文化诗学”之路,寻求语言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完美统一;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思考在仿真时代、图像化时代文学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既要寻求文学性与图像化之间的平衡与融合,又必须坚持“文学性”的本体地位不动摇,不能把文学混同于日常生活,不能过分夸大文学危机而盲目拓展文艺学的边界。正如质疑“扩散论”的学者所表明的:“无论我们是否进入了‘读图时代’,文学都是永远存在的,文学研究也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没必要因为消费主义的时尚而转向,进行所谓文艺学的‘自我救赎’。”无论何时,“文学性”都是文学在某一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各布森的文学本体论和审美自律思想依然具有积极的建构作用。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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